早在粮票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北方人的安稳梦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浙江人就开始走街串巷做生意了。他们的人马，可以说男女老少、青壮妇孺都有；他们的足迹，可以说遍布大江南北、驰骋五洲四海。当时，最常见的是兜售各种塑料制品和毛线等的浙江小商贩。记得我居住的大院门口的对面和两侧，就摆着两三个摊子。摊子上摆的都是居家生活的日常用品，如买菜篮子、淘米筐子、水瓶壳子、晾衣架子、塑料绳子、打气管子等应有尽有。用现钱买行，拿粮票换也行，可以讨价还价。这些“游击队”式的小商小贩，不求安逸，不怕吃苦，四方流动，互相帮衬，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回老家探亲，在街巷口遇到一位拎着提包卖毛线的妇女，一问便知是浙江人。后来，我到浙江的一个小城市开会。会议间隙，与几位同事去逛小商品市场，见一位十几岁的小男孩，身上披着尺码由小到大的四五件西装在溜达，问他家里大人呢？他扭头瞥了瞥身后摆摊的中年妇女。再问那位妇女，为什么不让他上学呢？这样不是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吗？那位妇女答道：想让他上学，可家里没有钱。现在钱好赚，以后就难了，趁现在钱好赚，把钱赚够了，还愁以后不能上学吗？这个回答，让我们当中那位从事思想教育工作近２０年的老政工颇感意外，愣了老半天，又琢磨了老半天。

    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浙江人，或者说是一些“草根”商人的前期缩影，真正的“新浙商”已经在为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积蓄力量，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排除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已经开始萌发。大路不通走小路，旱路不通走水路，哪怕一分钱的生意也肯做，哪怕再遥远的路也敢走。以至于在阿富汗内乱、阿以火拼的日子里，在遥远的天涯海角，仍能够看到浙商的身影。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谈到，记得那次去威尼斯，预订了一个小岛上的旅馆，却在大雨滂沱的下半夜迷路，浑身湿透、饥寒交迫，突然见到一星灯光，投奔而去，居然是温州人开的餐馆，真是大喜过望。在中国人中间最敢于做这种不远万里的事情的，大多是浙江温州人。这可能就是“新浙商”能够异军突起的部分原因吧？

    那么，与浙江人相比，山东人的差距在哪里呢？

    事实上，浙鲁两地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老百姓“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很重。几乎所有的家长都逼孩子念书考大学，如果家里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家长会觉得很难受，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所以，山东的孩子得依赖父母，依赖社会提供平台，是一种被动的姿态。而浙江人就不一样了，家长更希望孩子们去经商。所以浙江的孩子从少年时就有了这样的独立性。

    有人说浙商具有“狼”的精神，山东省浙江投资企业商会副会长吴可夫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说浙商具有蜜蜂精神最恰当。这一是说浙商像蜜蜂一样辛勤劳动，不辞辛苦飞跃千山万水到各地采蜜；二是说浙商像蜜蜂一样，会有蜂王领着众工蜂走。比如说菏泽的牡丹花开了，工蜂可能不知道，但蜂王知道，那么其他的工蜂就都跟着蜂王奔过去了。浙商的发展，就是需要许多蜂王发挥领头作用，然后发挥集团军的作用。

    浙商特别敬业，能干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烟台市工商联温州商会高级顾问王天凯谈到，有一次，我们商会接到一个维权的案子，提案人是一位女士，是招远一个开金矿的浙商。我们就问她：“你老公怎么不来啊？”她说：“我老公在山西开矿。”这在我们山东人眼里，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一个女同志，单枪匹马在外地山沟沟里头开矿，生活相当艰苦。又因为利益的问题，当地的村民往往会给你出难题，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但就是浙商，能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重压和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