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余

    何宗莲在北洋军中的资历，与段祺瑞、曹锟等相当，与袁世凯至交，被民初张宗昌、韩复榘等山东军政当权者呼为“大帅”———

     何宗莲在北洋军中的资历，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占元等相当，与袁世凯至交。被民初靳云鹏、张怀芝、张宗昌、陈调元、韩复榘等在山东的军政当权者，呼为“大帅”。

   1933年3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奖何宗莲，并批准在济南建立何宗莲纪念碑。碑上镌刻着“何公春江纪念碑”字样、何的画像、国民政府的褒奖令及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撰稿、清末翰林院编修民国北京参议院议员庄陔兰敬书的何公传略。1934年8月1日，纪念碑在济南商埠中山公园落成，各界数百人冒雨参加了纪念碑揭幕式。去年11月22日，笔者拜访了何家后人80岁的何振江老先生。据他讲，1934年在平阴县老城建造了和济南一样内容的四方画像碑，约高8米，宽1.8米，上有帽，下有座，碑身分别镶在四面龛内，但此碑“文革”中被毁。

    与袁世凯攀亲结贵

     何宗莲，字春江，山东省平阴县平阴镇南门村人。家有薄田十余亩，父母早亡，因家庭困难，生活所迫，于1880年投奔清朝淮军统领吴长庆部当兵。他忠诚老实，不怕吃苦，专心习武，得到吴长庆的赏识，跟随他驻防烟台、威海、龙口。时值22岁在吴长庆部担任营务处总办的袁世凯视察军务，见其他部均有纵兵扰民事件，惟何宗莲驻地士兵能把守军纪，无大事故，由此引起袁世凯的关注。1882年袁、何随淮军吴长庆去朝鲜平乱，吴班师回原防地，而袁世凯率3000人留驻朝鲜借资镇压，何宗莲亦被留用，何逐渐成为袁世凯的心腹之人。

    1895年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学堂，在天津小站练兵，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编制新建陆军。此时，何宗莲入学堂习武，毕业后立即被提拔为左翼步兵前队领官，后升营管带、标统。在此期间，何宗莲的侄子何锋钰前来小站求职，正好袁世凯有事来到何的营房，即往查看叙旧，何正愁无法安置其侄，见袁来大喜，即叫何锋钰拜见，不料袁一见何锋钰大为赏识，说：“这小子长得又魁伟，心眼又多，是个官胚子，就认我干爹吧。”何锋钰即跪下磕头，口称义父。这样一来何宗莲与袁世凯的关系就更近了。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何宗莲仍任大总统侍从武官。1918年2月，被任命为弼威将军。不久，何宗莲目睹军阀割据，相互残杀，京都一片混乱，遂借词回山东平阴扫墓，连同家眷迁回济南，从此引退，不再过问军政事务。

    满腔热情 创办实业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施出各种实业救国计划；北洋政府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刺激人们投资和开办实业的兴趣和热情，许多在职官吏和拥有一定资金的商人或士绅纷纷响应号召，积极与工商界合作或独资兴办企业，掀起了创办实业的热潮，此时退出官场的北洋将军何宗莲也受到影响。

    何宗莲定居济南后，为颐养天年，在依山傍水、幽静偏僻的地方修筑了“颐园”府邸。并在平阴县城南门村修建了何公馆，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后来，他见很多官吏和有钱的人都兴办实业，自己再也坐不住了，决心投身于实业，既为社会作出贡献，又为自己积累资本。1917年，山东督军马良出资7万元买下因亏损而被迫停业的泺源造纸厂，开机仅一年半，又因经营困难，以“无意营业”为由急于拍卖。于是，何宗莲清理自己历年的积蓄，连同袁世凯赐与的5万元，及其他贵友馈赠的现金10多万元，共计35万元买下泺园造纸厂，后更名为山东华兴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何宗莲任董事长。于1919年4月正式开机生产，时有从事生产的工人约百余人。7月，济南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致使该厂产品畅销，当月就盈利万余元。其后几年间，华兴公司主要生产连史纸、包装纸、书皮纸等，平均年产量530吨左右，主要销往山东、河北、山西、东北等地区，年产值为大洋20余万元。上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与日俱增，日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无力与之抗衡。至1930年，华兴公司累计亏损达12.5万元。“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运动再次席卷济南，华兴公司的经营才稍有回升。1950年，国家在华兴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造纸总厂。另外，何宗莲还与湖北督军王占元在济南西关东流水开办丰年面粉厂，资本10万元，后扩大到100万元，可以生产出4种规格的面粉。

    乐善好施 赈灾救民

    或者是有幼年苦难经历的铭记，或者是因为受严酷社会现实的刺激，何宗莲始终热情投入赈灾救民的慈善事业。

    1920年春夏，直鲁豫等省大旱，山东西北部旱情尤重。何宗莲“不忍斯民之罹于厄”，乃邀名绅吕海寰、张英麟等，发起组织山东灾赈公会，募捐赈灾。9月，山东灾赈公会正式成立，吕海寰被推举为会长，何宗莲、张英麟被推举为副会长。灾赈公会成立不久，吕海寰又被推举为直鲁豫义赈联合会会长，山东本省的具体赈灾工作多由何宗莲等负责。至11月上旬，公会共募得赈灾款13.6万元，而向灾区发放第一次急赈，却散发赈款16.8万元，不足之数先借垫支付。

     灾民最急需的是粮食，赈款需要购买成粮食发放到灾民手中。1921年1月，山东灾赈公会派人携续募的20万元赈款，到奉天购买了红粮，但铁路无车运输，到3月份才运来山东千余吨。此时正值青黄不接的季节，灾民急需赈粮度日。为了使这批红粮尽早运来山东，何宗莲呈请田中玉致电北京国务院及控制京奉、津浦两铁路的曹锟、张作霖，请他们分电各路局迅即拨车运输。但北京政府关于此次赈灾粮免税及车价减免的规定均限至1921年3月底止。按此规定，山东灾赈公会在奉天所购红粮运回山东，势必要交纳粮税和车价，这将增加赈粮的成本，使赈灾工作更加困难。为此，山东灾赈公会经过直鲁豫义赈联合会呈文北京政府，强调：“多费一文即少活一命”。由于何宗莲带领灾赈公会同仁积极进行募捐、调查、采购、发放等工作，1920年山东省严重旱灾得到了一定的救济。

    1926年春夏，山东再次遭受严重的旱灾。决定成立，何宗莲又被推定为山东灾民救济会会长。他带头捐款大洋1000元。何宗莲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将募捐的重点放在各省督军、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那里，他分别致信向他们介绍山东受灾惨状，劝他们募捐。这一做法收到较好的效果，各省军政长官陆续汇来捐款。到7月中旬，山东灾民救济会已收各省军政长官捐款捐粮者主要有：吴佩孚大洋10万元，张作霖红粮10万石，齐燮元、张学良、禇玉璞各大洋5万元，孙传芳红粮9000包。

     1928年5月，日军占领济南，济南城内总商会等民间团体建议成立了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何宗莲被推举为会长。在担任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期间，何宗莲主持制定了该会章程，规定该会“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以“赞同政府协同各团体维持地方秩序、市面安宁、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保卫领土，维持交通”，“营救难民及侨民出险”等为义务。依据章程的规定，积极与日方交涉，要求其释放所拘捕的中国军民，归还掠去的中国物资，募集散放款项和粮食，救济日军侵略暴行造成的大批难民。6月中旬至下旬，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与日军进行多次交涉，使被拘捕的北伐军南方籍者918人和北方籍者百余人先后获得释放。7月15日，日本古董商与临淄县龙池地方的劣绅勾结，盗买六朝时期的古石佛两尊、成化碑一座及残碑一方，偷运至淄河车站，企图经胶济铁路至青岛出境。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多次与日本驻济南领事交涉，予以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