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往事如烟。知青那个年代已渐渐远去，但所经历的一些事却深深印在脑海里，令人难以忘怀。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６日，阳光明媚。我们十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和济南铁路一中的其他学生一起，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胸戴大红花，手捧毛主席画像，在一片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离别济南，告别母校，奔赴莱芜——我们的第二故乡插队落户。　

    煎饼摊得像炸鱼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莱芜寨里公社公王庄大队。我们的新家坐落在泰莱平原，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队里有养猪场、苹果园、窑场。我们住在村西头的一个四合院里，一开始，队里还派专人为我们做饭，但随着春耕开始，为了减轻队里的负担，我们开始学着自己做饭，两人一组，一周一换。有的同学在家里也做过饭，但在这里，做饭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时队里没有电，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干，挑水、推磨、烧火拉风箱、蒸干粮。开始时，我们手忙脚乱，发的面经常涨出面盆，包饺子又忘了放盐。我们女同学还跟着社员学摊煎饼，一个人既要烧火，又要摊煎饼，顾了鏊子上的煎饼，就忘了下边的火，不是火大就是火小。摊出的煎饼卷起后，被男同学戏称“像炸鱼一样”，样子虽不雅，但吃起来味道还不错。　

    割麦累，割麻更累

    从春到秋，从种到收，我们跟着乡亲们把农活基本干了个遍，如平整土地、抽沙造田、起圈、运粪、浇地、割麦子、收玉米、摘棉花、修水渠等等。

　
    当地有句俗语：“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麦收时节，９００多亩麦子要在三四天内抢收完，而且全是靠镰刀割。每天早上从４点开始，干到晚上１１点，只能睡４个小时。尽管队长把磨得又快又好使的两把镰刀交给我们，可女知青憋足力气往前割，也不如乡亲们割得快。这时，队长和其他乡亲们就放弃休息，迎面割过来（割完一垄可以喘口气）。因劳动强度大，我们累得腰酸腿疼，当新麦子做的香喷喷的馒头摆在面前时，也吃不下几口了，只想赶快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麦季过后紧接着就该收麻了。割麦累，割麻更累，这可是男人干的活。我们的男知青身穿长裤褂，腰扎围裙（一件破旧衣服），手握镰刀，加入战斗。闷热的７月，两米多高的麻秆，像一道屏障挡住了空气的流通。他们左手按住麻秆，右手挥舞镰刀，使劲儿地砍。一天干下来，双手磨满了血泡，汗水浸透了衣衫。收工时，还要把麻扛到河里用石头压好再盖上沙子（这是沤麻）。最不好干的活是晒麻。当大麻沤好后晾干，再一簇簇地用硫磺熏（漂白），再晒。当打开那一簇簇大麻的一瞬间，难闻的气味熏得人直往后退，它比粪便还难闻。在湾里沤的麻更脏，一只只长尾蛆令人作呕。再难闻，也要强忍着用手把麻一簇簇散开。那时是不兴戴手套、口罩的。这个活还要一大早就干，干完活后，只觉得恶心、想吐，根本吃不下饭去。

    赤脚医生的难忘经历

    赤脚医生，是那个年代对在农村生产队工作的医务人员的一个称谓。我们的一个女知青担当了此任。卫生站在村东头的一个四合院里，有一位老中医和一位青年医生。那位女知青在卫生站主要是管理账目、拿药、打针以及夜间值班。可她一点医学知识也没有，为了能胜任工作，她让同学买来刚出版的《农村医生手册》，让父亲寄来关于针灸的书及针，抓紧时间抽空研读，并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

    现在说起来，有件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一天，两位医生都出诊了，忽然来了一个乡亲，头上流着血。原来他上工时不慎被锄头砍破了头皮，伤口有１寸多长，头皮向外翻着，疼得他龇牙咧嘴。这时去公社医院已来不及，虽然女知青没有经验，也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当时也没有麻醉药，那位乡亲只有咬着牙，忍着剧痛，让她这个新手给治疗。她按平时所学的：先止血，再把伤口两边的头发剪掉，消毒、上药膏、包扎好，并打了消炎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位乡亲的伤口痊愈了，还特地来感谢她。她说，现在想来，那次消毒比较彻底，加上那位乡亲的体质较好，才没有发生感染，真是万幸。

　
    事过境迁，３８年过去了，但我们永远忘不了在公王庄的日日夜夜，忘不了那山、那水、那人、那情。在这里，谨以此文纪念曾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已去世的乡亲，纪念一起下乡却早早离开人世的两位知青同学。

    注：此文为我们知青点的知青们集体撰写，参与撰稿者包括：韩继华、姜效东、杜在衡、李秀山、翟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