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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新闻动态:
“上次来临沂是1985年的时候，听说这次临沂举办第三届书圣文化节，我无论如何都要来，因为这里是我的家！”在第三届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上，今年73岁的苗得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临沂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王羲之、诸葛亮等世界级的人物都出自临沂，我为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
苗得雨，1932年出生于沂南县，1944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被延安《解放日报》誉为解放区的“孩子诗人”。曾长期担任山东省文联和作协的领导职务，现为山东省文联特邀顾问。60年来，苗得雨发表诗歌4000余首，其它体裁文学作品400万字，结集出版《苗得雨60年诗选》、《苗得雨散文集》、《文谈诗话》、《赏诗谈艺》等49种。
苗老说，临沂举办书圣文化节，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对进一步弘扬我市优秀历史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打造临沂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新名片将产生广泛影响和良好效益。借书圣文化节，艺术界的人士在此相互学习和交流，相信都会有很大收获！书法不仅是写字，它是一种艺术，既古老又现代，既形象又抽象。社会越发展，越需要这种高档次的文化，而书法就是高档次文化中最典型的代表。书法的魅力是无穷的、久远的，是艺术生命力代表之一。虽然传统的书法已经过去几百年，几千年，但它距离我们很近！”
“我有很多作品都是关于沂蒙山的，沂蒙山给了我太多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最近在《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的《红嫂》，倾注了苗老对沂蒙山无限的爱。他告诉记者，“我是沂蒙山人，总能被家乡的一些东西所感动！沂蒙山是艺术的宝库，永远挖掘不完，我现在一想就有好多东西可以写，无论诗歌还是散文，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苗得雨简介：
苗得雨，我国著名诗人、一级作家，１９３２年出生于山东沂南县苗家庄。他自１９４４年起任儿童团长并开始文学写作，曾被《大众日报》、《解放日报》誉为解放区的“孩子诗人”，１９４９年７月起任《鲁中大众》、《农村大众》报通联、编辑、记者。苗得雨曾先后担任过省作协负责人、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从事文学创作５８年来，苗得雨共发表诗歌约４０００首，文学作品３００余万字，各种结集３６种，代表作有《旱苗得雨》、《沂蒙春》、《苗得雨诗选》等。诗《旱苗得雨》曾被收入《抗战名作百篇》，诗《燕》、《豆油灯的思念》、《波登村窘情》被收入《当代文学教材读本》。
 人物历程：
老树常青——记著名诗人苗得雨
记得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我大概小学刚毕业,喜欢看报,关注时事新闻,当然对副刊也很有兴趣。一天,我看到一首诗,内容记不得了,但署名却铭刻在心。他叫"苗得雨"，这个名真是怪怪的。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三年灾害时期",人们都饿得肚皮贴脊梁,什么地瓜叶、榆树皮、酱油渣,凡能充饥的全都往胃里装。而此时的苗得雨又出了本怪怪的书,叫做《文谈诗话》,他写的不是诗,却是42篇文艺短论；书纸完全是灰黑色,还比不上现今的卫生纸白;每本才三角钱(那时连地瓜叶或是粮票还卖三元钱一斤呢)。爱屋及乌的我赶忙买上本,一睹为快,这就更对苗得雨这个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又在第二期《文艺报》上读到了著名作家周良沛发表的《说"朦胧"》,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相信:郭沫若的《女神》决不能顶垮刘大白的《卖布谣》；艾青的创作成就再大,也不可能取代苗得雨。"何以这样说,我经结识与多年了解,明白了。
 "孩子诗人"在沂蒙山区走过的一段段
苗得雨早在14岁时就有"孩子诗人"的美誉。这是出自牛玉华(时任《鲁中大众》报副刊编辑)发在1946年12月6日《大众日报》的题为《孩子诗人——苗得雨》。她在这篇通讯中高度评价了苗得雨当时写作的两大特点:一是写实在事,二是用自己的话来写出群众感情。届时,新华社鲁中分社又作为电讯发往延安的《解放日报》,题为《14岁的孩子的诗人——苗得雨》。从此,"孩子诗人"的美称便开始在解放区各地传开。1932年3月5日,苗得雨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苗家庄。童年的苗得雨读过私塾,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日用杂字》等启蒙书有过亲密接触,但读四书五经时感到有些乏味,不过他还是顺着自己的兴趣,改读了一批五言、七言的韵文"杂字本"和《国语》、《国文》等书。这时,年仅9岁的他已经开始找到创作诗歌的感觉。
1943年冬,他转入抗日小学就读。翌年春天,他就开始尝试着写一些民歌体的短诗了。苗得雨这年12岁,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参加了站岗放哨、捉奸除害的抗日工作,还出任了村黑板报的小主编。正由于苗得雨为宣传抗日与人民翻身解放做出了突出成绩,1946年8月年仅14岁的他便担任了区通讯站副站长(他参加工作,是由此算起),年底又获得了鲁中区模范工农通讯员的光荣称号。这时,他学习写作的劲头愈来愈强烈。
就这样,他从12岁到14岁这个期间,写出了不少像《旱苗得雨》那样的民歌体的短诗,在《苗得雨诗选》中就有:《陈老三》、《"汉奸狗"进门》、《铁算盘子来算账》、《反奸诉苦》、《贺喜》、《唱丰收》、《我送哥哥上战场》、《七月一》、《走姑家》、《翻身过春节》。他就开始把这些诗稿投给报社。
苗得雨的诗稿最早是被时任《鲁中大众》报的领导宫达非同志所发现,他为一个少年热心写稿反映战时农村生活而欣喜。他将情况报告给了区党委宣传部长于寄愚,于部长又告诉了书记高克亭。高克亭说:"这个小孩,要培养!"就这样,苗得雨一下子遇上了这么多的伯乐。于是,他被破例吸收为报社的通讯员。在报社培养的过程中,负责具体指导他的是一位热心的女编辑牛玉华。不久,他的短诗《生产曲》见了报,己投了很久的稿,从这一篇开始,有了变成铅字的成品。人所共知,春天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季节,这也是在小苗得雨的心田里播撒下文学种子的季节,《鲁中大众》又俨如滋润土地的甘霖,这真是"旱苗得雨"了。
牛玉华一次次耐心地帮助苗得雨修改诗稿,而苗得雨的火一般的创作激情,也深深地感动了牛玉华。于是,她就把这个文学少年的事迹写成通讯《孩子诗人苗得雨》见诸于《大众日报》以及当时影响极大的延安《解放日报》。1949年,她再次撰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专题评论文章《介绍从通讯员到孩子诗人的苗得雨》,在《浙江日报》上刊登后,扩大充实成书,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2岁开始写诗,几年后便赢得了"孩子诗人"的美誉,这为苗得雨后来能够成为享誉诗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苗得雨的童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在革命战火中茁壮成长,并于1948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他脚踏实地在家乡的这个老解放区走过了这一步步,在解放区的文坛上有了一个位置,而后走进了建国时期.....
 风华正茂解放后17年走过了一段段
苗得雨,的确是名副其实。就在北京刚解放以及新中国建立不久,他先后两次进京出席会议和参加学习。这可真是"雨露滋润禾苗壮",当年的"孩子诗人"长大了,并能在文学创作上得以深造。这对他一生的文学生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春天,是全国即将解放的一个充满着无限生机的春天。苗得雨当选为全国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从交通极为不便的沂蒙山区来到了北京城。也就是在这次会后,苗得雨的诗被介绍到了国外。
同年7月起他被调到《鲁中南报》工作,1950年5月,他奉调进城,来到省城济南担任属于《大众日报》的《农村大众》报的通联、编辑、记者,开始他所钟爱的文化宣传工作。这个小伙子从沂蒙山走出来了,此后就与省城进行着长久的亲密接触。年轻的苗得雨深知"学然后知不足"的道理,为了给自己不断"充电",他主动自学唐诗、宋词、明洁小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1951年春,苗得雨参加了山东省第一次文代会,他主动提出愿意到文艺界来。不久,他如愿以偿地调入山东省文联工作,可这就成了他终生的工作了。毋庸置疑,这对他而言,乃是如鱼得水.....
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这些年来的苗得雨确实幸运。1953年,当时的华东文联批准他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深造。他参加的第二期,就是不久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那期。当时的所长是著名诗人田间(前任是著名作家丁玲)。与苗得雨同期学习就有玛拉沁夫、邓友梅、张志民、和谷岩、孙静轩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成就卓著的作家、诗人。给他们讲课的有丁玲、艾青、田间、张天翼、赵树理、马烽、刘白羽、严文井、光未然、宋之的、陈白尘等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大家和一些学者游国恩、黄药眠、冯雪峰、李何林、王瑶等。苗得雨对丁玲的讲课,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并认为:这使得他在后来的写作中,更加从生活实感、艺术特色与个性风格上要求自己,从而为他以后写出许多优秀的诗篇准备了一份理论营养。为此,苗得雨还专门写了篇名为《听丁玲辅导》的散文。他还从田间的讲课与辅导中汲取了不少文学滋养。他在文讲所学习的两年里,记了20多本听课笔记并写了20多本观感式的笔记。苗得雨1953至1956年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文艺理论大有收获。第一学期,大家是重点学习和研究《水浒》。他就饶有兴趣地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理论文章《关于宋江》,投给了当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文史哲》上发表了。他在《关于宋江》中认为:宋江是个"帅才",善予团结各类人物。这是苗得雨的第一篇文艺理论文章。他深有感触:"文讲所给我带来的收获,使我开始认识到:不能只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也要注重其艺术性。创作要从生活中来,无论是写正、反面人物都不能表面化、脸谱化。"
1956年,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苗得雨,被任命为《前哨》(后名为《山东文学》)副主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他,在新中国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气氛感染下,以他的家乡沂蒙山区的革命精神作为自己的底蕴,用诗歌来热情讴歌劳动人民,反映他最为熟悉的朴素的农村生活,表现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变以及各个时期可歌可泣的斗争。他的这些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真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有鲜明的民歌特色,极易为人们传播。
一个16岁就入党,又是来自老解放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他确实要由衷地感谢伟大的党,感谢美好的时代,感谢勤劳勇敢的英雄人民。苗得雨在《青春辞》这首诗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啊!生得最美丽,因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这一代啊!生得最结实,因为吮吸的是党的乳汁。我们这一代啊!担子也最重,因为是革命的后继。"毋庸置疑: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在50年代,他一直是在诚心诚意地讴歌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以及伟大的人民,并还当选全国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和两次山东省先进工作者、三次省级机关先进工作者:当选第三届全国青联委员。但那种极左的思潮不时的袭来,经常令人防不胜防。苗得雨告诉我:1957年那场"反右扩大化",他差点被"扩大"上,之所以能侥幸漏网:一是"鸣放"时,恰巧回沂南老家没赶上；二是他所在的山东省文联划的右派比例已超过了5%。
1959年6月起,苗得雨兼任了山东省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他依然是用自己的笔抒发着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的真挚感情。十多年来的长期实践,对于即将"而立之年"的苗得雨来说,已经是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他是一个憨直质朴的人,最具有山东大汉的特点。他的文学创作,起先完全是在自己私下里不断琢磨而来,后来又有幸到北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深造,得到了不少著名老作家的口传心授,使得他对创作理论和手法更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理解。他是个有话不说憋得慌的诗人,于是就从1959年至1961年在报刊发表了许多文艺随笔,对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始说三道四,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还对某些不良的创作倾向坦诚地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1961年,他从中选出了42篇,用《文谈诗话》为名结集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那时的苗得雨对艺术的追求真是忒认真了。我倒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苗得雨的诗之所以能够走出沂蒙山、走向全国、以至于走向了世界,这与他的敬业认真是分不开的。但苗得雨又太书生气十足,这"认真"有时候竟会使他得到适得其反的后果。那就让我们回顾一下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的政治气候吧。先是"反右"(苗得雨差一点),继而是"大跃进"后的"反右倾","阶级斗争"的弦开始越绷越紧。这一切,全都与思想文化战线有着紧密关联。到了1963年,文艺界已开始成了这场"斗争"的众矢之的。不久,文联及其下属的各个协会都被打成了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在这样的一种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政治环境下,苗得雨理所当然地难逃厄运。因此,从1963年起,以他在写作上讲求艺术性,而且又在文艺理论上主张艺术表现生活的他,和他的《文谈诗话》被无限上纲上线,强行扣上"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观点"的帽子,列为了批判的重点。这一批判就是十余年,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和1979年,他才相继获得彻底平反。
 昂首阔步改革开放后又走出了一段段
严冬过后是新春。粉碎"四人帮"后,党在1978年年底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实质的邓小平理论,开始作为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同许多在"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过迫害的人们一样,苗得雨也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春天。
在70年代末,苗得雨于1963至1964年与"文革"中所受的错误批判,都已得到平反。这时的他又一次的"旱苗得雨"了。1979年年底,他在《金星》的诗中,兴奋地预感到:"太阳即将冒红,彩霞即将飞升,雄鸡在喔喔啼叫,万物正在苏醒。人们向东边天了望,寻找那颗闪耀的红星,其实,那就是你呀,你这时的名字叫‘启明'。"1980年2月他在《最好的》写道:"报纸上最好的文章,——排前头;舞台上最好的节目,——放后头；最甜的甘蔗——在下边;最美的花儿——开枝头。"以此来表明他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决支持。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苗得雨诗兴大发,一篇篇诗作如泉水喷涌。
在全党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我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人心。人到中年的苗得雨也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他反思"文革"的十年动乱,以及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反思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要实事求是地写人、写人性、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其实,这也正是高尔基所主张的"人学"。
苗得雨主张反思,却不是一味地否定过去。他主张总结过去,把教训变为财富。注意避免从这样一个极端走向那一个极端。因为"南极是极,北极也是极。"(《极》)注意也如小孩在房顶放风筝"身后也要长眼睛,两边都有失脚的可能。"(《影》)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他在《以往,不全是丢失》这首诗里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观点:"不要老是惋惜、懊恼,不要总把往日絮叨,那些遭难与吃亏的岁月,不光向我们提供一种思考。"写到末尾时,他认为:"世上凡甜都自苦中来,天下没有悲痛,便没有欢笑,不要老怨恨那不愉快的日子,它给我们的失多,得也不少。我们今天何以这样聪明?我们眼前的生活怎如此美好?最佳天气总出在最劣天气之后,用血汗换来的教益,金银也买不到!"这也是诗人博大的胸怀,这也说明他的头脑始终是保持着清醒。80、90年代,苗得雨在各地跑的时间最多,中间也如他所说的还"飞"出了几次。他多年边跑边写,这些年这一特长更得到了发挥。人们可以从他的诗里看到他留在祖国各处的足迹。诗中写了祖国的今天和昨天,更多的是随时生发的对于时代与历史的思考。是一些"景中有情,情中有思"的诗。
他所创作的访外诗,既不是一味地赞美,也不是一味地贬抑,而是在比较与联想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当他登上阿尔卑斯山,想到那是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擦身而过"的山,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登过的"山,他发现"时代不同,足印可以相迭,国度不同,足印可以相迭。""世上多少想不到,都有可能,多少后尘不能步,多少覆辙不能重蹈。但可多些,这样相同的登山。"(《当我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诗人当时在异国他乡登山时所获得的启示,正是今天我们经常说的世界上的人们应当有怎样的二种关系。
我始终认为,苗得雨不仅是著名诗人,而且是优秀的文学理论家。他在1961年汇集出版的《文谈诗话》,就很典型,当然在那极左的时代,哪能容得你去探讨文艺理论?因此,他那时是绝对难以逃脱惨遭批判的厄运。20年后—1981年,《文谈诗话》增订本(新写的占大部分)出版;又7年后的1988年,他的《赏诗谈艺》出版；1991年,他的第三本文论集《苗得雨文谈诗话新编》出版,恰距使他倒霉的《文谈诗话》已有30年。对此,他感触良深:"这也是我30年学文沧桑记吧!"
"勤奋出天才"这句名言,在苗得雨的身上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8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在忙得不亦乐乎。1980年6月起,他担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与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驻会主持工作;1988年3月起继续任省文联副主席,参加党组,驻会工作;1994年3月起任省文联特邀顾问至今。同时,他还是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尽管如此,他在百忙之中,始终是笔耕不已。他身居省城写济南,只要出差,那就走到哪写哪。1987年出访奥地利、德国,他写了一本诗集《维也纳雨丝》和近10万字的散文集《域外风采》。去年,到香港探亲,又是写了不少诗和散文。
他58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那就让我们来简单地罗列一番吧:共发表诗作近4000首,其他文学作品、文章300余万字。出版各种结集有36种(约600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一诗选、一诗集和三诗文论集,重要的尚有诗集《青春辞》、《沂蒙春》、《解放区少年的歌》、《衔着春光飞来》、《怀揣祖国地图》、《心音集》、《情洒南北》、《闪亮的心愿》,诗文论集《探艺集》,散文《苗得雨散文集》、《苗得雨散文二集》等。诗《旱苗得雨》被列入《抗战名作百篇》,《走姑家》收入战时小学课本,《燕》、《波登村窘情》收入当代文学教材读本。
苗得雨的作品与他的人品一样,朴实憨厚、感情真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由于有雄厚的生活基础并善于不断勤奋学习,因而其作品题材广泛、手法多样,总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非常注重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努力在中国民族与生活的泥土中生根,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探求革新。
人们早已公认:苗得雨是我国一位土生土长,努力学习深造全面发展有独自特点并在理论上有创见,受广大读者持久喜爱的诗人。他确实很不一般,在当今中国的诗歌界甚至整个文坛还没有人能够取代。因为一个诗人或作家,不能仅仅是一时、一事、一地,他应当是超越时空的,而苗得雨就正是如此。他走过了历史的一段段,又走出了历史的一段段,所以他成为艺术上一株长青之树。
 人物故事：
苗得雨“土得掉渣”
 初识苗得雨
冲着苗老这名字，拜访他也该挑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日子，结果采访那天果然下起了大雨，而且一进家门就开始停电，然后大家就在昏暗中看着对方的轮廓回忆过去，停电前正好瞥见了挂在墙上的这幅“渡水复渡水”的字，感觉真是应了今天的景，愈发觉得诗虽小而韵味悠长。
苗老是个很有特色的诗人，更是个很有个性的老人，他作的“苗诗”、写的“苗体”以及他的“苗氏语言”都渗着他苗得雨自己的味道，虽然“苗诗”是从解放区时代走过来的，和我们平日所学的诗歌有些不同，但老人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过得很滋润、很逍遥。５８年来，苗老几乎是走到哪写到哪，社会发展啥诗歌就描写啥，从来没停过笔。苗老说了：“我就是山东的土作家，别人也取代不了。我回沂蒙山，老家的人都跟我说：‘俺都写不出你这词儿来。’”
苗老在解放前就从事新闻工作，所以在采访时也不需要记者提问，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阐述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诗人到现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最后苗老给自己的作品下了句评语：“土得掉渣，但别人还办不到！”
 多才多艺的小诗人
１２岁就开始写诗，１４岁当区通讯站副站长，１５岁誉满解放区，这些奇迹都是苗老在那个时代创造的。
苗得雨出生在沂南县苗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如果说苗老小时候有什么“家学渊源”的话，那就是老祖母经常给他讲些民间歌谣。
那时候的苗得雨很爱学习新事物，虽然读书不多，但对写诗、写剧本、演戏这些事情都很感兴趣。１９４３年，１１岁的苗得雨招呼几个伙伴鼓捣出个剧本《亲家母顶嘴》并亲自到台上演媒婆。
苗得雨看到同学的简谱，于是自己悟出了一条“苗氏音乐定理”：简谱一要往前走，二要分高低音，两者一结合就是音乐，别的符号只是些装饰品而已。此外，苗得雨还画连环画、写黑板报，他画的《儿童团站岗放哨》经刘晓刚做成木刻画后在《鲁中大众》上发表，现在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大姑娘培养了小伙子
苗得雨最终还是迷上了写诗，当时《鲁中大众》正为贯彻《讲话》搞“工农通讯员运动”，小小年纪的苗得雨也当上了通讯员，但那时他的文章很少见报。
有一次，时任《鲁中大众》报社社长的宫达非注意到了苗得雨的稿子，因为苗得雨的每篇稿子都采用了画黑板报的手法，非常漂亮，而且内容也不错，于是就汇报了上去。后来当时的区党委书记高克亭说了一句话：“这个小孩要培养。”由此，苗得雨走上了文学道路。
具体培养苗得雨的是当时负责《大众园地》的一个热心女编辑牛玉华，她比苗得雨大１２岁，对他的帮助指点很大。牛玉华经常开玩笑说，自己真是“大姑娘培养出了小伙子”。后来牛玉华在《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孩子诗人苗得雨》的文章，使苗得雨在解放区的名气一下子响了起来。当时的苗得雨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文艺大潮中的一个小兵。在《鲁中大众》的重点培养下，苗得雨“孩子诗人”的名气越来越大，诗歌文章也频频见报，还被破例收进了《解放区文艺大辞典》。
 打倒３０多岁的老家伙
苗得雨的名气越来越大，据说有次部队过苗家庄，一个问路的战士问村边的妇女：“你们这里是苗得雨的庄吗？”临沂有好几个苗家庄、苗家村的，可只有沂南的苗家庄出了名。所以，到１９６３年挨整的时候，苗得雨一直认为：如果抓典型的话，抓别人还不如抓自己。
苗得雨被打倒的理由很可笑。据说他的《文谈诗话》里面写了不少“反动”观点，他的一些诗歌也“反动”。１９６３年，就有人抓住这些“小辫子”，开始把苗得雨往赫鲁晓夫身上靠，说他和赫鲁晓夫１９６２年提出的“建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观点是一致的，苗得雨当时的辩解是：“诗歌是１９５９年写的，而赫鲁晓夫的观点是１９６２年提出的，怎么可能是跟他学的呢？”最后，给苗得雨定的罪名是：“比赫鲁晓夫提出的还早，只能说明你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
可能因为苗得雨本身是写诗的，所以有人也选择用写诗的方法批判他。有人挖苦苗得雨写趵突泉的诗是：“趵突泉的水，苗得雨的诗，水管一拧呲呲呲。”还有人形容他写的《柳哨》是：“有位诗人本姓苗，得雨以后尾巴翘，放着号角他不吹，吱呀唔喔吹柳哨。”
于是，这位３０多岁的老家伙被毫不留情地打倒了，直到１９７９年，遭受了１７年磨难的苗得雨才被平了反。
 走到哪写到哪
苗老年轻时的愿望是在４０到６０岁时跑遍全国，现在他的理想基本实现了。
多少年来，苗老坚持走到哪写到哪，不仅全国的每个省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和诗歌，很多重要事件也都有苗得雨诗的记载，像彭定康离港、邓小平南巡等等，他都写了诗。１９８７年，苗得雨去欧洲攀登阿尔卑斯山时，联想到欧洲许多著名将军都曾经登过此山，于是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发出了“多少不可能变成可能，多少覆辙可以重蹈”的感慨。
当然，苗老去得最多的还是老家沂蒙山区，他每年都要回去采采风，住几天，有时高兴了还骑着自行车围着大山转几圈然后捎几首好诗回来。这次记者去采访时，苗老就是刚从沂蒙山回来，据说这次收获颇丰，一共带回来１２首好诗。苗老高兴之余，还把他的得意之作“高速路连着田间道，西服革履衬着旧衣帽。奔驰宝马进村电驴子开道，五洋四海投资商投进了深山的怀抱。”当场给我们朗诵了一遍。苗老说了：“有人说看了我的诗上吐下泻，睡不着觉，但别人就是写不出我这土味来。”（记者 张洪波
《齐鲁晚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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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放
来源：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