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侠:著名小说家






   
风雨辉煌五十年 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


   一部好作品将为历史所铭记,人民不会忘记,读者也不会忘记。

    1954年1月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一经出版,立刻风靡全国,深受读者喜爱,成为革命战争题材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并且被先后译成英、俄、朝、日等近10种文字,进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宝库,在各国拥有众多读者。

    《铁道游击队》问世至今的50年间,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印行了60余次,累计262万册。在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全国八个出版社,同时以各种版本出版《铁道游击队》,使这部长篇小说总印行量超过300万册。明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发行新版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

    在《铁道游击队》出版5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刘知侠度过生命旅途最后六年的海滨城市青岛去探寻他的足迹。

    刘知侠:文坛与战场上都是战士

    在青岛,记者见到了刘知侠的妻子刘真骅,已经退休的她仍是一位叱咤文坛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她的眼中,生命永远是精彩的。70多岁的刘真骅现任青岛市老干部文体协会主席、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青岛分会副会长、青岛老年时装队队长等职务。

    对丈夫的回忆和思念已是这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刘真骅说:“今年,《铁道游击队》问世50周年,知侠离开我们也已经14年了,无论小说也好,电影也好,《铁道游击队》对全国人民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了。但是,知侠以及《铁道游击队》的风风雨雨却鲜为人知。”

    餐厅中,记者与真骅老人对坐,她对丈夫回忆的话语把记者的思绪拉得很长,在她印象中丈夫永远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

    刘知侠是河南省卫辉市人,出生在一个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1938年3月,他徒步奔赴延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翌年,抗大一分校东迁到山东沂蒙山区根据地,知侠少年时代曾在家乡上过几年小学,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参加革命后,又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在部队算得上一个“秀才”,首长和同志们都鼓励他拿起笔来。就这样,在刘知侠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里,一手拿枪,一手握笔,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解放区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

    1941年夏天,在山东滨海根据地的坪上,召开了山东战斗英模大会,知侠在会上采访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那些传奇式的英雄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心把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写成一本书。于是,1944年他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孤身来到日寇占领下的枣庄、临城寻找铁道游击队的痕迹,然后又辗转到微山湖游击队驻地。第一次实地采访,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到解放区后,他便着手准备这部小说的提纲。

    一年之后,日寇投降,刘知侠第二次到铁道游击队活动区域采访。这时,铁道游击队已经由微山湖移驻到刚刚解放了的枣庄,知侠想利用这段时间和铁道游击队的领导研究这部作品的提纲。但是,地处枣庄北部的中兴煤矿公司还被汉奸王继美所控制,他们拒不向我军投降,还殴打我方谈判代表,我军决定全歼这股顽匪。于是知侠放下书稿提纲,随同部队,一边作战,一边采访,这次战斗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收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刘知侠与其妻刘真骅在青岛定居后,他根据那次战斗实况,写出了中篇纪实小说《攻克煤城之夜》。

    作家在荣辱中沉浮 作品在叠难中流传

    刘真骅有吸烟的习惯,和记者聊天时也不忘燃上一支,持着沙哑的口音她对记者说:“现在《铁道游击队》已经得到读者的认可,但知侠写成这本书颇费周折,一个初中学历的学生想驾御这样一部小说,难度可想而知。小说写成后,遭遇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刘知侠担任了济南市文联(前身是济南文协)第一主任。稍后,山东文联成立,他任编创部部长,请了一年长假,在济南大明湖畔赶写《铁道游击队》。

    然而作品完成交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不是文艺作品,只是堆积了一些战争素材。但是,另一种观点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应该立即出版。就这样,《铁道游击队》1954年1月出版了,立刻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

    刘真骅回忆,刘知侠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过,一部好作品要过两关,第一关是责任编辑,碰到一位好编辑,有思想、懂作品,才能得以发表。否则一部好作品就会被扼杀在襁褓中,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会就此消沉,永无天日,再也没有信心去写东西了。第二关是读者关,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读者有自己对作品的见解,出版社再吹,评论家再捧,读者就是不买账,那么你的书就要在柜台里落满灰尘。

    《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但刘真骅告诉记者:“同样,也是这部小说,在‘文革’中成为知侠的一大罪状,使他横遭挞伐,倍受折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批斗,被游街,身心受到空前摧残。

    “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知侠和刘真骅结束了流离颠沛的生活。1977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把他们约到上海,商量《铁道游击队》的再版事宜,但出版社提出,此书若再版,必须将原著第七十二章删掉,因为这一章里详尽地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的历史事实。小说中的这个章节,是刘知侠在“文革”中重大“罪行”之一,也是《铁道游击队》一书的“罪证”之一。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了达到再版的目的,知侠忍痛违心答应了这个要求。因此,在《铁道游击队》所有版本中,出现了一个被删割的、残缺的版本。

    1979年9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召开,刘知侠出席了会议,并且从会议上得知,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很可能得到平反。这个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立即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写信,请他们考虑今后《铁道游击队》再版时,可把删去的那一个章节再补上。

    刘知侠在信中这样写道:“如果重印,请事先告诉我,我准备写一个后记,把我及这部作品受‘四人帮’迫害的情况谈一谈,当‘四人帮’迫害我最厉害的时候,我从被关押的三层楼上跳下逃走,东躲西藏了四个月,才幸免一死。而这次冒险出逃,掩护我的正是铁道游击队的芳林嫂,情节十分惊险,故事性特别强,有人主张我写出来,但我感到写进《铁道游击队》的重版后记中比较合适,这也是读者比较关心的。

    刘真骅说:“关于知侠的这次出逃,他不仅写进了再版的后记中。而且,他去世后,我还将它排成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这也算是《铁道游击队》故事的延续吧!”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为刘知侠同志平反的决议,而他的《铁道游击队》也获得了新生,在这一年7月,以完整的版本再版发行,出现在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刘真骅感叹:“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作家,会在荣辱中沉浮,而一本书,也会在叠难中流传!”

    战争洗礼铸就作品恒久生命

    1985年,刘知侠和妻子刘真骅到青岛定居,他写了《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一文,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杂志上。

    1991年9月,青岛政协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讨论东欧风云突变的政治局势,刘知侠在发言中慷慨陈辞,因情绪激动,猝然倒下,留下一串辉煌的脚印,大步流星地走了。

    刘真骅说:“知侠走了,《铁道游击队》却永远地活在人民中间。”

    《铁道游击队》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的故事、人物,却不是刘知侠编造杜撰出来的,他们是历史事实。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刘知侠亲历了这场战争,并在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刘知侠的老战友刘亮同志,在追思他去世时写的一篇文章《真正的战士——知侠同志在战争年代》里这样记述:

    “1941年冬,日寇组织五万重兵围剿沂蒙山,当时知侠同志一身二任,兼《山东文化》副主编和抗大文工团副团长。年关时分,狡猾的敌人利用根据地军民筹办春节而疏于防范之际,悄悄地直插滨海根据地腹地,向我后方机关发动突然袭击。……危急关头,知侠同志挺身而出,一边镇静若定地指挥大家向东南方转移,一边组织带武器的同志殿后掩护……。反扫荡胜利后,知侠同志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因为亲历过那场战争,目睹过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孽,知侠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切齿的痛恨,但对日本这个国家,却有着难于言说的感情,刘真骅说。

    1982年初,受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刘知侠随中国文联代表到日本访问。当时,出国访问的机会很少,许多同志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对这次出访缺乏热情,甚至是很冷漠。

    回国后,许多媒体采访知侠,约他写点儿访日感受之类的文字,他却一个字也不写,只是说:“我们此行受到日本作家和人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安排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与我国有关的文化名城,如到东京岚山参观周总理的诗碑,到仙台谒见鲁迅的学堂,到石川观看郭沫若避难的木屋和笔刻……,日本人民对我们的友好情谊是令人难忘的。”言辞之间,没有任何个人情感。

    私下时,刘真骅劝丈夫还是写点什么,他却说,在日本的每一天,我总忘不了亲身经历的那场战争,日本侵略者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仍然历历在目如昨日,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想到那些被奸淫屠杀的同胞,什么时候我都会恨从中来,怎落下每一笔?歌颂友谊,让后人去写吧。

    这就是刘知侠,他一生宽恕过许多人,可他就是不宽恕日本帝国主义。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的激愤转化成激动。 

    还是在1982年,在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安排下,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井上隆一先生,双手向刘知侠捧上了他的译作,那是在1980年译成的日文版《铁道游击队》。事后,刘知侠与妻子请精通日文的翻译看了一遍,译者对原著还是很尊重的,井上隆一先生在序言中,对“日本军”的种种罪行和“对中国无辜民众的暴孽”都做了虔诚的反省,表达了日本人民希望同中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愿望。

    刘知侠得知后很高兴,他说,我们放弃了国家赔偿,就是希望日本政府对那场战争有一个明确的认罪态度。60年了,尽管日本政府的态度依然暧昧,但是,那部《铁道游击队》将永远是那场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见证。

    《铁道游击队》真正走上银幕是在1956年。从此,《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作为著名的、优秀电影插曲,久久回荡在中国大地上,被几代人传唱。从1985年之后,根据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电视剧、广播剧已有数部之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现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山东省三冠电影电视实业中心正在紧锣密鼓筹拍30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

    “借《铁道游击队》出版50周年之际,我代表知侠先生,向50年来关心喜爱这部作品的读者观众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是你们赋予了这部作品的恒久生命。对此,知侠先生会含笑九泉。”记者座位对面又一缕青烟袅袅升起……。(完)     (新华网山东频道 记者刘宝森)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刘知侠的长篇小说改编拍摄了同名故事片《铁道游击队》,讲述山东枣庄的铁路工人团结起来打鬼子的故事。伴随着电影公映,铁道游击队成为那个年代最让男孩子们热血沸腾的一个名字。爬车飞身夺枪,那个年代的男孩子没有不羡慕这一招的,羡慕归羡慕,谁也不敢轻易尝试。

    如今,将近50年过去了,今天的微山湖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区,游船载着游客来来去去,他们只听见风的声音,水的声音,和孩子的笑声,他们已经听不见许多年前的枪声了,但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还在传扬。

    没有虚构的传奇

    英雄谱

    那个年代没有虚构的传奇,铁道游击队也一样。鲁南铁道大队是它本来的名字,1940年2月,在这个叫小陈庄的地方,两支小型抗日武装合并成鲁南铁道大队,英雄的故事从此开始流传。

    刘洪:

    电影里飞车夺枪的刘洪是刘金山和洪振海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他们二人先后担任过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和故事被创作者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刘洪。

    刘知侠:实际的斗争生活是老洪为了湖边人民群众牺牲了。老洪是小说里的主要英雄人物,在他牺牲后,为了创作的需要,还得重新树立新的大队长,而精彩的战斗都在前边写了,这个新人物树立不起来,小说就该结束了。因此,我就没有写老洪牺牲,我把他和后来的大队长刘金山合成一个人物来写。把他叫作刘洪,并不单单是两个姓的合并。这个人物是以老洪为主的,不过刘金山作战也很勇敢。但是他在政治上比老洪强。我把两个人物的性格糅合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经过加工制造的完整的英雄形象。

    李正:

    政委李正、也就是炭场的帐房先生,是以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为原形的。 1961年,杜季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炭厂座落在枣庄西头的下陈庄,和枣庄车站的鬼子据点对门,我化名叫刘鹤廷,大家就叫我刘先生,队长洪振海是炭厂的经理,‘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

    刘知侠:杜季伟二十五六岁,清秀的面孔上有双细长的丹凤眼,是个读过师范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能够和铁道游击队的哥儿们混在一起,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发挥了他的政治工作威力,确非易事。

    王强:

    这个人足智多谋处变不惊,利用他的交际能力和鬼子周旋,电影里,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真实的历史中,他叫王志胜。虽然曾经三次身负重伤,但他还是看到了鬼子投降的那一天。

    刘知侠:他在队上是个“老好好”,被认为是铁道游击队的一员福将。他平时办事有点犹豫,可是遇到危急时刻,也能急中生智,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他们在微山湖突围时,刘金山和政委都到湖外和铁道东去了,是他率领铁道游击队化装突围。当时他的老伴也在微山岛上,拉着他的衣襟哀求着,把她也带出去。他一脚把老伴踢倒在地,拔出手枪对着老伴狠狠地说:“你再口罗嗦,我崩了你!”接着就带着化装成“皇军”的铁道游击队,水向湖外冲去。

    芳林嫂的故事

    烽火年代没有儿女情长,即便有那么一点儿,也总是深深埋在心里,隐约而朦胧。

    芳林嫂,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出于对鬼子的恨,她帮助游击队收集和传递情报,她的家也成了刘洪大队长养伤的地方。

    让人放不下的,是烽火年代里动人的爱情。刘洪的伤快好了,两个人的感情也似有还无地出现了。

    感情戏处理起来确实不容易,曹会渠直到现在还有许多遗憾。

    和充满遗憾的曹会渠相比,导演赵明在当年时常感到惴惴不安。

    赵明演过话剧,作过美工,1949年,他和严恭合作导演了他的第一部影片《三毛流浪记》,1956年,在紧张的拍摄间隙,赵明在《大众电影》杂志发表文章,谈到他的心情,(1956年21期)“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惊险的,也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正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摇摆过,最初我坚持惊险,后来我又倾向正剧,再后来由于某种力量的推动,我又在实际工作中向惊险方面努力,但拍摄过半的结果,我又感到它仍然是正剧的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芳林嫂已经成了当时战争片中最受欢迎的女性人物。鬼子小队长化妆进村,带来日军围攻,芳林嫂情急之下,把没拉弦的手榴弹扔了出去,这一段情节竟然也不是编剧的巧思。

    秦怡扮演过那么多柔情似水的角色,却因为芳林嫂的一颗手榴弹显得刚硬起来,大人小孩都因为这场戏记住了可爱的芳林嫂。

    三个女性构成芳林嫂

    其实,芳林嫂的人物特性来源于三个当时积极参与帮助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鲁南女性:一个姓时的大嫂,近三十岁,有个叫小凤的女儿,由于小时没缠过脚,外号叫时大脚。另一个是刘桂清,她的儿子是铁道游击队后期王志胜的通讯员,队员们都称她二嫂。还有一个姓尹的大嫂。她们的家都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每当敌情紧急,在那充满惊恐的夜晚,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为了逃脱敌人,或去执行战斗任务回来,往往乘着夜色来到她们的家翻墙而入。

    刘二嫂也是个很能干的妇女,她的丈夫是个极老实的农民,她不仅自己帮助铁道游击队,而且促使丈夫也为革命尽力,还让自己的儿子当了王志胜的通讯员。

    还有那个尹大嫂,精明能干。她不但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带过几个铁道游击队员去袭击敌人。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融合了她们三个人的个性特点,塑造了芳林嫂的形象。在刻画这个人物时,采用了老洪和老时这条爱情线索。

    三个女性都是芳林嫂

    据作者刘知侠回忆,在《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出版后,关于芳林嫂的身份,竟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风波。

    这部书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有好奇心的读者总想在生活中去找到芳林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丁斌曾、韩和平同志想把《铁道游击队》画成连环画,到鲁南去深入生活,要我给他们写几封介绍信,为他们提供一些采访的方便。我就叫他们到鲁南去找王志胜和老时。当他们一找“时大脚”,群众中就认为老时是小说中的芳林嫂了,都纷纷前去拜访。我就先后接到刘二嫂和尹大嫂的亲友写来的两封信,信的内容是问芳林嫂是谁?难道是老时么?为什么不是二嫂和老尹呢?又过一段时间,老时的亲友也来了信,信上说有些人说老时不是芳林嫂,那芳林嫂是谁呢?后来,我给她们每个人写了一封信,我对她们说:芳林嫂这个人物是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铁道游击队对敌斗争、为此而吃过苦、并在斗争中做出贡献的妇女典型。你老时有这样的经历,那样做了,你就是芳林嫂;刘二嫂、老尹同样也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受过苦,做过贡献,她俩也是芳林嫂。芳林嫂是塑造的典型人物,典型是代表一般的。我在信中用通俗的话说:芳林嫂就是她们三个人的代表。因此,以后群众都把她们三人称为芳林嫂了。不仅仅在临城、微山湖边的老时、老尹,就是在解放战斗中随部队北撤,后来在济南安家的刘二嫂,群众也把她称为芳林嫂了。我认为她们是当之无愧的。

    经典再现:

    在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里,最经典的情节当然是打票车,最经典的镜头也是出于这一段落。

    可能这个镜头是刘洪的扮演者曹会渠最难忘的:这时候影片即将结束,但芳林嫂却被押上刑场,刘洪飞骑营救,他必须从火车头前穿越铁路,远了太假,近了,又太危险。那时候拍电影没有替身这一说,什么都是自己来。

    曹会渠骑着马穿越铁路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所扮演的英雄刘金山就在这列飞奔的火车上,他操纵着火车的速度,才保证了曹会渠的安全,当时刘金山已经是一个军分区副司令员,他担任了这部电影的顾问,看着别人扮演自己,也许是一件挺快乐的事情吧。

    几十年后我们重新拍摄这个段落,实在是因为太过喜欢,但现在再来拍,总觉得少了些东西,就像那支歌,多少人都唱过,多少人都会唱,可谁有小坡唱得好听呢。琴声依旧,土琵琶也依旧,只是换了人间,没有了鬼子,枣庄在记忆里继续传奇。(完)



附:

    刘知侠小传

    刘知侠(1918-1991),卫辉市庞寨乡柳卫村人,著名作家。他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4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风靡了整整一代人的《铁道游击队》至今不衰。

    刘知侠原名刘兆麟,自幼家贫,跟随父亲在村边道清(滑县道口镇--博爱县清化镇)铁路打工、捡煤核,跟随母亲在外祖母家放猪。刘知侠11岁那年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卫辉一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亲和铁路员工撤到了黄河以南流落到武汉。1938年夏天,他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奔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年冬天,在行军路上,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刘知侠抗大毕业后,又留校学习军事专业。学习结束后,刘知侠随分校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分配到抗大文工团工作。1943年抗大取消建制改编为教导团,刘知侠随文工团调到山东省文协。这年,滨海抗日根据地召开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刘知侠在会上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被他们的战斗事迹所感动。决定把这些英雄事迹写成文学作品。他两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收集了丰富的素材。

    全国解放后,刘知侠担任了济南市文联主任。1950年山东省文联成立,他任编创部长、秘书长、党组委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铺草》,深受广大读者喜爱。1952-1953年他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后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搬上银幕。据统计,《铁道游击队》的原本加上各种节编本、缩写本共出版了300余万册,并译成英、俄、法、德、朝、越等8国文字在国内外发行。

    1953年,刘知侠调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他将建国后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铺草集》,同时创作了《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1959年,山东省文代会选刘知侠为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并担任《山东文学》杂志主编。同年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和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等,后又将这些作品汇集成了《沂蒙山故事集》。1979年刘知侠任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期间,写了中篇小说《芳林嫂》。

    1986年刘知侠定居青岛后,在垂暮之年又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即淮海战役见闻录)。为了著作,他到西镇一个老同志家里借得一间空房写作,每天步行四五里,中午二、三个包子,一壶开水。

    刘知侠关心年轻作者,百忙中还经常抽空外出辅导。他还很好客。他给夫人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外地来青岛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一定要留他们吃饭。每年夏天他们家里住满了客人。有一间房子被誉为"国际旅行社",那是为了给自费来旅游的客人住的。他用稿费资助过别人,用稿费缴过3万元党费,而他自己却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用过的火柴盒他总舍不得丢掉,去买些零散的火柴棒装进去继续用。

    1991年9月30日上午,刘知侠因脑溢血猝发去世。但他的作品仍在鼓舞、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生而有芳,死也留芳。(完)

新华网山东频道      实习编辑:吕放      来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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