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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倪萍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亲切、质朴、富于同情心的深刻印象。由一位著名的综艺节目主持人转而主持一档非黄金时段的谈话节目，从热热闹闹的大场面移进一个小演播厅，从面对千万观众到专注于一个谈话对象浓缩的人生，对倪萍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通过半年多的努力，倪萍给了观众很大的惊喜。记者在节目组看到，观众的来信挤满了一个大书架。
记者：您以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开始出现，一直做了十几年，今年年初“突变”为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做哪类节目要更累一些？这种转变是自己要求的吗？
倪萍：中央三套成为独立的一个频道，不能全是唱歌跳舞，而且谈话类的也比较省钱(笑)，当然也不全是这个原因。荧屏是一个大市场，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尝试新的东西。从紧张程度来 说，以前像战斗，现在像演习，因为以前有直播催着，现在怎么说也是录播。两类节目使的劲儿不一样。就像看书一样，小说、散文、武打、传说，感觉不同。从1988年开始做综艺节目，年头这么多了，当然那方面收获体验多。文艺类和谈话类是两大类电视节目，过去做综艺节目其实一点都不轻松，主持人的功能性特别明显，节目里穿插的过场，那时不叫“对话”，叫采访，可能观众都忘了，其实投入都很多。
记者：如果当年可以选择，您会选择做综艺类还是谈话类？
倪萍：当年开始做以及后来这么多年，都是服从分配，不是自己想选择就能选择的。当时让你上，你是没有选择的，来不及思索就开始做节目了。现在返回头看，当时即使让自己选，也会选择上综艺节目，毕竟有那么多人关注着。而且当时如果就开始做谈话，人在年轻的时候，经验和人生体会不够，人们不会来找你倾诉，更不会找你来帮忙。
记者：我们能看出您的主持形象与风格的转型，这个过程中是否需要主持人内心深处的改变？
倪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点错都没有。借这个节目来转变自己，这是我客观的希望，应该说也是编导的希望，而且我一直也都在努力摸索着，这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但可能到了最后，我的骨子还是不会变的。我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一点小事都会非常敏感，容易动感情。有编导
毫不客气地提出来，你不要跟着嘉宾的感情走，录制时不要跟着她掉眼泪，但是在拍一些尤其是苦难的片子时，我感到很难控制自己，也包括我对愤怒、邪恶的认识。我现在也是自己跟自己提问题，想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慢慢发现，和嘉宾谈话谈到最后一道防线时，我还是不会变。
记者：您有没有期望过自己变成什么样子？
倪萍：变得睿智、深刻，变得敏捷，这都是我期望的，但可能最终还是成为不了，包括说话的方式。比如我看到你，可能会说，你圆圆的脸，很有福气的样子，但有的人就会说，你该去减肥了吧。我不是说要固守什么，但这么多年了，一个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都固定下来了，表面的简单的改变观众会看到，但最终人们还是发现，你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做主持人跟演戏不一样。如果做演员的话，我也是本色演员，也就是演一个农村的苦难妈妈，或者城市里的苦难妈妈，做不了性格演员。这也许是无能？像小崔(崔永元)，别看他做节目时嘻皮笑脸的，如果真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也依然不会像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那么严肃，但他仍然会有自己的方式把严肃的主题表现出来。
记者：作为一名著名主持人，主持风格以及节目形式的转型是备受关注的，从开始做《聊天》到现在，您觉得自己得到观众的认可了吗？
倪萍：一直喜欢你的观众可能还会一直喜欢下去，但是不喜欢你的观众还是会不喜欢你。真正能我行我素的人太少了。大家都说你不好时，你不免就会怀疑自己，大家都说你好时，其实又感到力不从心。在形式之外，我希望能够用内心深处的东西达到和观众的沟通，得到大家的认可。
记者：好像您做的节目中的“苦难”比较多，这是性格中的一种偏向吗？
倪萍：以前做综艺节目我对苦难题材也做的比较多，其实我的生活中是充满了快乐的。我和宋丹丹、苏小明是很好的朋友，常在一起为了什么事哈哈大笑。《聊天》的许多主题都是快乐的，比如《快乐足球》这一期，讲述的就是一群青年朋友在足球场上获得的快乐。在《乐观英若诚》中，我一上来就告诉英老，今天不谈您的辉煌，只谈您的坎坷与不幸，看您能否将苦难表现得快乐。
记者：在和嘉宾交流的过程中，您自己的收获怎么样？
 倪萍：过去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有一句，“交万个朋友”。做了这半年多节目，嘉宾的故事对我自己就有很多启示。一次做一个下岗女工的故事，她是个残疾人，她的丈夫也是聋子，也下岗了。丈夫下岗的第一天，妻子就给他订了牛奶，“从今天起，我要让你天天喝牛奶，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妻子去给人家打工，一出去就是一个月。回家后的那个晚上，两个人会在一起喝杯酒，然后一起去公园，手拉着手，别人看着都觉得奇怪，想又不是年轻人了，关系怎么还这么亲密？可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爱。“你看，我戴的项链、耳环都是他给我买的。”她特别幸福地告诉我。你听到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可无病呻吟的？
记者：现在各个电视台已经有很多谈话节目，改版后的《聊天》怎样能聊出它自己的特点？
倪萍：《聊天》主要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通过人物故事来展现生活与命运。“共叙人生故事，分享生命体验”，这一主题是改版前后都不会改变的。
记者：据说你要退出《聊天》的栏目主持 ，与杨亚洲导演合作电视剧《浪漫的事》？
倪萍 ：是的，为了这部戏，我不得不放弃《聊天》的主持
。台领导已经将我从文艺中心调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下月3日，将播出我主持的最后一档《聊天》，网上的关于什么末位淘汰的说法是错误的。”
记者：尽管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是央视的一个中心部门，但觉得这次调动对你的事业还是有质的变化，是什么促成了这件事？
倪萍：是台领导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共同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文艺中心和电视剧制作中心是央视两大部门，所以我是属于内部工作的正常调动，手续已经批了，但我还没有正式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报到，因为一直在拍摄《浪漫的事》。当然，调动也是因为这部戏。这部戏其实我不是女主角，但杨亚洲的盛情难却，我向台里提出了申请，由于目前央视在文艺中心岗位制度上的考虑，所以我同意了组织的安排。
记者：岗位的变化也意味着你身份的变化，这意味着你彻底告别主持岗位吗？
倪萍：有一点肯定：我不再主持电视栏目了，至于台里其他一些大型活动，我会听组织的安排，主持不主持，不是由我决定的。另外，目前我还担任央视主持人评审委员会委员工作，今天上午我就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例会。
记者：你被广大观众熟知，还是因为你在主持人岗位上的突出表现，现在要基本脱离这一岗位，大家可能会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倪萍：1990年底我到央视文艺部报到那一天，我真没有想到会有大家现在对我的关注程度，还是那句老话，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时代在进步，拿一个主持人上岗证容易，但生活的感悟没有了，上岗证就没有任何意义。生完孩子重回央视主持节目，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做起了《聊天》，和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聊天，我在接地气，老在空中楼阁不行。由于兴趣去拍了电影《美丽的大脚》，我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回到演播室，还是被那种真实的魅力牵挂。我觉得投入影视拍摄，是真的深入了生活和人的内心。但参加影视拍摄，也特别对不起《聊天》剧组的朋友们，因为我现在决定离开的今天，正是这个栏目发展得最好的时候。
记者：我们了解到，《聊天》在这个月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央视三套的前5位，是名列前茅的。相对于那些一直和你努力到现在的剧组人员来说，你的决定是不是也很自私？
倪萍：我是自私的，我对不起他们。我是和剧组的同志们一起成长的，他们帮我完成了想做一个合格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想法，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们《聊天》的收视率是一个百分点接一个百分点不断地上升的。现在我做演员，但我不会关闭我的生活感官，我还是在积累生活，任何放下都是为了未来的拿起。也许10年后，我还会重回主持人岗位，做一名合格的社会题材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我有这个自信。主持人是融在我血液中的一个职业。
记者：按照你刚才的说法，在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演员岗位上，你还会兼任央视主持人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工作，这个机构大家很少了解。
倪萍：央视现在约有近500名播音员、主持人，这个委员会就是对这批岗位人员以及新进央视相关人员的一个考核组织，委员会主席采取轮流制，现在是李瑞英，我们会细致到服装、化妆等细节上，考核决定哪位主持人能否出任某一栏目主持人。现在我们委员会重点在培养新人上，考核优秀者会尽可能多给他们出镜的锻炼机会，这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做个演员压力巨大
记者：其实，在海外甚至包括内地，主持人是非常市场化的一个商品，兼顾影视创作是挖掘主持人市场潜能最普遍的形式，既然你这样热爱主持行业，为什么不能兼顾呢？
倪萍：作为央视工作人员，我还是严格遵守台里规章制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不管做出哪种选择和牺牲，就我个人而言，我还在为央视做具体工作。我相信央视对员工岗位的安排是在市场前提下的一种合理化权衡。
记者：调入电视剧制作中心，你觉得压力大吗？会不会从事电视剧制片人的工作？
倪萍：我演《美丽的大脚》得了金鸡奖，那时我是个主持人，对我演技的肯定中包含了一种鼓励。现在成为职业演员，这种鼓励就不会存在，专家和观众就会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我。表面看起来，我在影视上的空间大了，但领导给我机会的同时，我想对我的要求就高了，所以我的压力很大。我做过电视栏目的制片人，但影视剧的制片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是认真做好演员。这几天我一直在看各个电视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直播，很多专家做嘉宾，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谁说得靠谱谁说得没水平。我想，我不能做个不称职的演员。
 记者：那你觉得演员和主持人这两种职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倪萍：主持人要客观，是生活本色的体现，要代表媒体的态度，有个性的主持人还要在媒体规范下展现更大的魅力。演员的一切都是观众的，无私地把一切给观众，角色与自己生活的真实毫不相干，但却能感动
广大观众，演员代表的是观众的感受。比如我在《浪漫的事》中，我就要演一个有点变态的母亲，本来和丈夫很恩爱，但丈夫无意中把孩子丢了，于是母亲的本能战胜了爱情，她和丈夫离
婚了，在等待儿子的日子里错乱了生活。刚才你看到的就是我和戏里的丈夫分手的那场戏。
记者：你从28岁进中央电视台，在十多年主持人生涯中，你经历了大红到失落然后又出山的过程，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倪萍：首先，我认为主持人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透露一个秘密：每一个名牌电视节目，背后都有导演、编剧、制片、策划等一大堆人当幕后英雄，而出名的却是主持人。比如，我目前主持的《聊天》栏目，幕后工作人员有十多个。主持人在台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谈论什么话题，都是导演、编剧、策划提前弄好了的，不是主持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主持节目的成功，是集体的成功，个人能力很有限。做了十多年的主持人，我一直保持平常心。大红也好，受冷落也罢，我努力做到宠辱不惊。
记者：你从演员转到主持人，如今又回到演员这个起点，整整12年的时间，一个轮回。拍完《浪漫的事》，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倪萍：能有这样的轮回，我只能说是感谢时代，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很多的可能和不可能，12年前在我从山东来到北京时都没有想过。不过我下一部作品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离开北京》，是一部电影。（本篇由多篇访谈编辑而成，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编辑制作:庞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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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星火》(1982年)她演的甜水，是陈毅将军转战赣南的队伍中的女战士。
你就不会想到要去改变，就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结果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多年还这样老一套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任何事情你想拦是拦不住的，你想留也留不住，很自然就会有新人取代你，很自然就会有周涛、曹颖这样的年轻人取代我，大家的注意力转到她们身上，然后就开始赞美她们，我觉得这就是自然，不是你想挽留就能够挽留到的，这是一个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
记者：有点像居委会。 
果撰稿人给我一段特别文学的文字，比如他说“阳光灿烂”，到了我嘴里肯定是“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因为这样最能表达我自己。
谈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倪萍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她说，来上海排演《霓虹灯下的哨兵》是她今年最大的喜事。她本身就是话剧演员出生，但已有20年没在舞台上演出了。演播厅与舞台很不一样，前几天首次登上大剧院的舞台彩排时，自己的心里一直有一种颤动，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了。其实自当上主持人后，她对话剧的眷恋始终萦绕在心中，这些年去北京上演的话剧她是一场不拉，上海去京演出的话剧她也几乎都看了个遍，但是作为观众，她始终有一种不满足，此次出演春妮，重新圆了她心中的话剧梦。
倪萍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17岁以前，倪萍在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刘萍，17岁这年，倪萍要离家去就读山东艺术学院的时候，她拿着户口本去街道派出所把名字改成了倪萍：“我单纯地认为，换了姓就可以抚慰母亲那颗苦苦的心……我是她的孩子，永远没有离开她……但这样做一定深深地伤害了我的父亲。”走过刘萍、倪萍、演员倪萍、主持人倪萍，现在又回到倪萍，她的成长过程是一个经历着情感和生活双重磨难的过程，她经历了幸福温馨带点孤独忧伤的童年，接着在生活中独自漂泊，婚姻变故和种种外人看不到的不可想象的磨难。
多么重要。你快乐，你身边的人就快乐，就受益。处处是一个温暖祥和的生活环境，一个快快乐乐的家，女人该多美呀。在我的生活中，王文澜对我非常体贴、关心。我们生活的支撑点是，彼此欣赏对方，其实双方都没那么好。但是我们觉得有意思，觉得快乐，就那么简单。我们的情感很具体，我怀儿子那会儿，半夜从床上起来，他总会从你背后推你一把。有时我怕影响他睡觉，起床时尽量不出声，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帮我一下。我说，你到底是睡着还是醒着，他说睡着呢。我儿子模样极像王文澜，笑起来两个眼睛弯弯的。王文澜的生活圈子和我很不同。他很安静，除了干好摄影专业，业余时间喜欢摆弄音乐，是一个古典音乐发烧友。这点对我和孩子影响很大。音乐现在成了我们家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每当一家人在一起时，他就放音乐给全家人听。我和先生都追求平和幸福的家庭生活。孩子的出生使我们家有生机。谁来我们家都嫌乱，说人太多了，我和先生倒喜欢。家里许多平平凡凡的小事，许多平平常常的画面，在我们看来是那么有意思。前几天，我在春节晚会排练，姥姥打电话来，说儿子很想妈妈，要与我说几句，我一接电话，儿子一阵笑声，让我激动得不行，偷偷与儿子聊了好一会儿。我儿子现在个子长得很高，脚板长得大，才三岁多就得穿五岁孩子的鞋子。儿子的脚长得快，袜子几天就小了，穿不了。儿子不穿的袜子姥姥捡着穿，姥姥的三寸金莲还没儿子脚大。你说我们家多有意思？我和先生的两人世界，经过七年，发展成常住人口12位的大家庭。我姥姥90多岁了，我母亲也快70岁了，我儿子快4岁了。他们对生活的渴望时时感染着我。儿子要酸奶，姥姥吃冰激凌，儿子抢姥姥的冰激凌，姥姥喝儿子剩下的奶。四世同堂，你总有做不完的事。前段时间我们家窗台上晒了一溜儿大柿子，有太阳的时候，一老一小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盘里放一个火红的大柿子。一人一口，一人一勺地吃着。看着他们满脸沾的柿子汁，我和先生都美得不行。这不就是日子吗？幸福是什么？日子里全有了。我是热爱生活的女人，有了孩子，生活就更具体了。我和先生经常抱着孩子晒太阳，一家人来到窗下体会太阳的温暖。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养孩子，就不是为抚养而抚养了，而是真正的过日子。孩子就像我们家的一个活玩具，我和先生都盼着早点下班，早点抱孩子玩。每次回家时，上楼梯简直不是一阶一阶地走，常常是三步并做两步小跑。特别是晚上，总想赶在他睡前回来抱抱他。所有的累都被儿子的爱融化了。家里的中心是最年
长的姥姥和最年幼的儿子，我们常看的电视都是动画片或是“白娘子”之类的传奇故事。大家庭的日子自然没有那么清静，一家人团团转，忙着吃，忙着买，忙着玩。这不，过大年腊八粥我们都熬了两锅，腊八蒜也腌了一大坛子，早一天腌不成，晚一天腌也不成。姥姥按老皇历指点，说这天腌的蒜是翠绿的，蒜味是最正的。儿子也忙着到处藏猫猫，家里大人挨个找。家里还养着小狗小猫。过年前又忙开了，为姥姥，为孩子，把这个年忙得像模像样。哪天蒸馒头、哪天买糖瓜，我们都按规矩走。新衣服也要买，从里到外，从老到小，12口人都得备齐。已托人从东北捎大毛嗑了(最大的葵瓜子)，还有东北粘豆包，冻豆腐，正宗啊！我家做的山东大白菜、大肉块的大包子，春节已被朋友预定了好几锅，过年来我们家吃饭的朋友不少。忙老的，忙小的，忙得喜悦，忙得痛快，忙得欢乐。日子其实就这么过去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