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都普遍认同“官员财产公开”作为“终端反腐利器”的强大制度功效，并企盼它的尽快付诸实践。而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特别是其“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的立法初衷上看，“官员财产公开”实际上也是其逻辑上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趋势。

    不过，以《条例》现有的具体规定而言，尚难完全支撑“公开官员财产”这一制度期待。比如，《条例》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并强调，“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显然，依照这些规定，包括官员财产在内的官员个人信息很容易被归类到“个人隐私”的范畴内而不被允许公开，甚至连“官员财产情况”是否属于“政府信息”，也将会成为一个待定问题。

    也就是说，在最终实现“公开官员财产情况”之前，还有几个必要的前提步骤或者说关键性的法治理念，需要事先给予确定和厘清。

    首先是包括官员财产情况在内的官员信息的“去个人化”，明确其从属“政府信息”的性质。就“官员也是公民”来看，官员财产情况当然应属个人信息，但从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政府行为的载体来看，其自身信息显然又不能被简单地当作“个人信息”，否则，政府行为的透明、阳光化将无从依傍，而公权的个人化、私益化势必被大开方便之门。

    其次是官员个人信息的“去隐私化”。在单纯的权利视域下，隐私权的重要性、正当性无疑不言而喻。但从“权利—权力”平衡与制约的角度看，作为占据更多权力资源、肩负更多公共责任使命的公众人物，官员的隐私显然主要不再表现为私密的权利，而事实上已成为权利公开监督的必然对象和组成部分，换言之，与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相比，官员的隐私权必须做出让步、牺牲。

    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才能是“公开官员财产情况的法制化”。即以制定专门法律的形式，将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彻底制度化。从法治成熟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来看，这样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少应包含和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哪些官员必须公开（如除了行政部门官员外，司法、立法部门的公职人员也应公开）；哪些财产必须公开（如除工资、津贴补助之外，其他各种级别待遇、福利，乃至整个家庭范围内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财产性收入均应纳入公开范畴）；公开到什么程度（不仅是向上级对内的公开，更必须是面向全社会全面公开）；不公开或公开不实的责任是什么（凡拒绝公开或公开不实，均视为财产不清白，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