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活动可谓别出心裁，特别是从“送法下乡”角度来看，倒不失为有益尝试。不过，这种“戏曲普法”形式却也带出一个问题：在传统司法情境下，现代法律精神能否得到有效表达？

    对此，我的看法并不是很乐观。大致来讲，中国古代司法立足于传统伦理观念，现代法律则取法西方文明。二者不仅难以“无缝对接”，由于中西文化迥异，还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中国古代官员不无“父母官”意识，而这种自觉性的来源就在于儒家的那一套伦理体系。换句话说，在传统司法情境下，“人治”高于“法治”，也就难以充分表达现代法律的精神要义。试想，既然“刑不上大夫”，何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再来看当地法院的模拟庭审过程。其中一出《打工妹潘金花离婚》的梗概是这样的：已婚女子潘金花外出打工遇到大款西门大，受其金钱引诱，私下交好。西门大挑唆潘金花与丈夫武大发离婚。潘金花回家后假装被打，上石泉县衙大堂击鼓喊冤，要求离婚。县令传唤武大发，见他老实淳朴，不像残暴施虐之人。详查内情后，县令用计让潘金花看清了西门大的丑恶面目。于是潘金花幡然醒悟，与武大发重归于好。

    这出戏放在古代也许没啥问题，但在现代社会就谬误多多了。至少有一点，现在一方提出离婚，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法院应准予离婚。而这出戏讲的虽然是今天的故事，那位“县令”大人却不无传统思维。如此“断案”，恐怕很难让人想到要用现代法律来维护自身权利，这么一来，本意普法反倒产生负面效果也未可知。

    古代司法中的具体审案程序，也是“戏曲普法”的现实阻碍因素。很简单，像鸣冤鼓这类设置，其实乃植根于强大的威权传统，和现代法律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再比如，惊堂木一敲，当事人恐怕再不敢说“我要请律师来”这样的话。至于古代司法、行政不分，“重口供、轻证据”等等弊端，更是与现代文明社会背道而驰。这一切，决定了采取“今案古审”方式进行普法教育，未必是什么好创意。（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