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认为孔夫子和孟夫子从不重财，恐怕这是一个误解。其实，这两位圣人也谈钱，只不过在涉及它的时候，先将其涂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说也凑巧，古时人们很大不敬，不避名讳，竟然将钱与孔夫子同姓，戏称之为“孔方兄”，因为古之钱币面上留有方孔。

    在《论语》中，孔子的确把他的政治原则、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与经济生活混在了一起。对他来说，各个社会阶层、集团以及个人在生产、流通、分配上的地位、作用和关系必须加以伦理的规范。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钱财是人人所爱的，但应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穷苦是人人所厌的，但因道德的需要，也应安之而不逃避。他还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德秩序，那么，贫穷就是可耻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道德秩序，那么，即便富贵，也是可耻的。因此，孔子主张，在一定的条件和合理的规范下，人们可以积极地追求财富，所谓“富而可求也……吾亦为之”。

    总的说来，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以此来抬高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贬低体力劳动者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古希腊大哲柏拉图（Plato）相似，柏拉图也不主张统治阶级参加体力劳动，因为他认为体力劳动者会因陷于“俗务”而延误大事。不过，既然如此，“君子”又靠什么过活呢？对于这一点，孔子要胜一畴，他指出了这样一条“捷径”：只要当了官、成了劳心者，衣食就不愁了，钱财也就自然而然地滚滚而来了，即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里面就暗含着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功能和追求财富的需要的肯定。他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大立国之本。他还提出“何以聚人？曰财。”将财富视作统治社会的必要条件。此外，他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就是说老百姓富了，统治者哪有不富的。有一次，孔子批评鲁国大夫臧文仲有一个“不仁”，就是臧的小老婆“织蒲”与老百姓争利，故而主张还利于民。孔子并不轻视商业，他还批评臧文仲另一个“不仁”，即“置六关”，就是设立了六个关卡，阻碍了商人的贸易。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是卫国的大商人，孔子很欣赏子贡擅长“货殖”，即积累财富的才能。子贡学于孔子，后回卫国当官，不断发扬光大其老师的思想。与孔子其他的学生不同，由于其经商背景，子贡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的思想。如他认为玉之所以贵是因为稀少，而不同于孔子的看法，即认为玉之所以贵，是因为它具备道德规范的完美品质。这种素朴的商品价值观更易为常人所接受。

    儒家的第二大经典著作《大学》中，发展了孔子反对聚敛（重税）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即认为首先要让民众富有而非统治者富有，国家才会免于灭亡。那么，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富有、国家财源充足呢？《大学》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中，看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扩展财富有个根本办法，即要尽可能地让从事生产的人多、而让吃闲饭的人少，生产效率高、而消费合理，财富才会永远充足。

    儒家的另一经典著作《中庸》把孔子强调天为生产万物之根源的观点，扩展到不仅“天”，而且“地”，同为生产万物的根源，而把土地提升到了自然力的高度。《中庸》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来百工则财用足”即工业致富论，并将之列为天下国家的九经之一，试图把建立在自然财富观基础上的农业生产观上升到工业生产观，这是非常积极的。但遗憾的是，后来的儒家并未将这一思想贯彻和发展下去。

    至于儒家的第二号掌门人孟子，人们只注意到他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却少关注他的另外一些主张。其实，孟子更重视经济问题。他指出：物质环境对人们有重大的影响；在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上应有不同的伦理要求；人的生存发展使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繁杂的道德规范会限制个人日常的经济生活，因此应给予一定的放松；如果道德规范与个人财富的获得有冲突，则并非后者绝对服从前者，而应取决于对两者轻重本末的权衡，例如一个人快要饿死了，食物当然就比礼义廉耻更为重要。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保障私有财产理论的思想家，孟子曾专门探讨了“有”字的伦理和法律含义，他声称：“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还主张“恒产”，即财产的永久占有，并强调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人们应该有自己的财产，农民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进行生产，以形成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他认为，人无恒产，则易于做邪恶之事。孟子不像子贡那样以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而是从商品本身的质量来决定价格。他强烈地反对以商业垄断来获取暴力的行为。此外，他还主张农业的单一税制。（作者：丁子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