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炜
| 张炜，1965年11月生，山东龙口人，原籍栖霞。1980年开始创作，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茹七种》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玉米》、《融入野地》、《夜思》等。现已出版《张炜作品选》五卷。现为山西作协专业作家。 | 作品目录：
让我慢下来 越慢越好——访思想者张炜
在当代文坛，张炜无疑是既具复杂性又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从未有意识地归属到一些流行的创作中去，他始终带着明显的个人特点去探索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从《古船》到《九月寓言》，他的创作道路的独特性越来越明显。采访张炜是件愉快的事，他那幽默风趣却又清晰、简洁的谈吐使我感觉好像不是在做一次严肃认真的采访，而是朋友间聊天，轻松、随意却又不失思考的深度。
问：去年就听说您打算躲到山里去读一年书，都读了些什么书？有什么感想和收获？
答：到山里读书，这是一个诱人的好主意。不过还真有这样的山、这样的地方，就在济南郊区。古代和尚他们住到山里，主要就是为了读书。其实如果真是一把读书好手，呆在哪里都读得进。的确，今天用读书抵挡浮躁和流言胡说，不失为上上良策。
现在西洋的东西处处成了标准，从经济到其它。西洋爱好什么，我们都赶紧学。都说世纪末的这样那样，其实在我们这儿主要是世纪末的窝囊。我更多地读了些中国古代的书。我的体会是，我们得有自己的爱好。我们是所谓的“知青代”，此代以下，恐怕还是盲目信仰国外的多。这真是危险极了。
百花齐放，儒家最好。不过，这可不是封建王朝手里的儒家。只要是他们的人，都不会理解儒家。儒家治天下的方法比西洋好，更有责任，也更有眼光。西洋，特别是美国那一套，尽管有好有坏，但今天看，总的结果是把人心和地球一块儿搞坏了，而且已经搞得不可收拾。
问：从您的言谈看，您好像不仅仅是作家，倒更像是研究中国思想的思想家。您认为作家和思想家是统一的吗？
答：我不敢冒充什么思想家。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统一的。作家的思想表述形式与学者不一样，作家侧重通过形象、意境来表达，更诗意化。用诗感觉到“思想”要深刻些。作家必须用形象的东西、诗化的东西去逼近、接近他所感悟到的那些思想。之所以不能直说，不仅是为了回避直露的毛病，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表述、表达。离开了诗意化的表述不可能达到目的。
问：俄罗斯民族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渗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您希望您的作品也是这样的吗？
答：所有优秀的作家的作品都是如此。大师们永远让人崇敬。许多人不崇敬他们，可我读他们的书，越来越崇敬。
问:您对自己以前的作品怎么看？这种反思性的总结会影响您以后的创作吗？
答:似乎写了不少，但总觉得一切刚刚开始。要说的话、要表达的 诗意，都刚刚破题。回头看，我喜欢自己的一部长篇，它叫《柏慧》。随着年龄的增大，多写些这样的作品该有多好。它单纯、干净。当然，这也只是对比自己的作品而言。
问：对于《柏慧》一书，众说纷纭，甚至有评论家说它标志着您写作能力的下降。您怎么看？
答：我，还有它的读者，比那几个所谓的评论家更懂。我记得优秀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书对于我非常重要。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应该有基本的鉴别能力。△有人说《柏慧》中的葡萄园是作家的精神栖息地。您不反对吗？
问：我以前写道：“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和土地是万年不曾更移的 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就葡萄园来说龙口无边无际，那里就是那样。有人批评《柏慧》，说主人公逃到了葡萄园是一种逃避。怎么能这样说？换个说法呢？葡萄园还是改革的第一线呢。
答：在创作风格和题材等方面，您以后会有所改变吗？
问：大概会有。可能我会越来越专心于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上面去。现在看有些东西我多么熟悉，可是，原来我并没有好好写出它们。这对我是个遗憾。
在文学和思想的浪涌里，做一个人就如同做一棵树，根扎得再深 也容易摇动。不过，只要根不拔出来就好。一个人在时代浪潮中，潮来了，人有感情，不可能不为时尚所动，有时在时尚中怀疑自己，质询、盼顾，这个过程就像树一样的摇动，但最后还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像树一样不仅不会死亡，而且还会在风的吹动和梳理下变得更加茂盛。根永远在泥土里，有根就有立场。
问：您认为自己作为作家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您希望自己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
答：我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特点。可能我有一点倔犟。这份倔犟其实在暗中保佑我，而不是损伤我，如果我要写作的话。
我提防在潮流中走向模仿，始终让自己失去原则性。我希望自己能做自立和自为的写作者，进行独自创作并排除外界干扰。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冷静和安静的人，这样的人会有原则和勇气。潮流来了，先是站住。有原则的人才能谦虚，而不是相反。要写作，就必须永远警惕那些“精明”之念，当然也不必装傻。
现在的钱都从广袤的乡村收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去了，以便让城里人“现代”起来，凑近西洋。我以后可能是到被收过的乡村里去。那里的生活更真。真实的生活能教导人，教我们做人真实。多去乡村，并绕开粗鄙的暴发户，谎话就不再信了。
不去乡村，作家就会变成小孩。作家跟踪所谓“现代化”的高谈阔论没有意思，还不如多想想八亿农民，对于他们的现状，问一句怎么办？
冷漠无情的荧屏，现代传媒，街头小报，总的看一直是站在诗与 真的反面。真正的作家不是偶尔才疏远它们，而是要持久深刻地表达自己的厌恶。
问：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底层人的艰辛和痛苦令我神醉痴迷。”不知您怎么看？
答：底层感情，经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艺术和思想的探索中，形成一种见解。关心民族的现代化，不能跃过八亿农民。我肯定会关注农村，但不一定直接写农村。我不是简单的文艺服务论者，文学不是简单的服务。对农村的思考推动我的创作，用散文、小说、诗歌等，形式不重要，题材、体裁也不重要。
问：好！我们再看另一个问题。回顾99’文坛，与以前相比有哪些进步和发展？哪些作品比较有影响？哪些方面值得肯定？
答：我对文坛事情注意不多。感觉上许多作家——我是指优秀的作 家，还有许多文化人，与时尚保持了距离——进一步保持距离。一些幼稚浅薄、嘈杂无根的拙劣媒体，简直是与他们处在两个世界，分得更开。这是极好的现象。这是一个时期文化和艺术的进步和成熟。
问：那么，99’文坛还存在哪些不足？21世纪，我们的文学将向何方发展？
答：在更多的冷静之下，作家对于一些荒谬甚至肮脏的东西的直面性的批判不够。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大事要做。其实批判正是大事。我也一样，也一直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和计划。今后，大概文坛上能多一些批判的自觉？说不准。
问：最后，能否谈谈您个人的创作打算？
答：一直想写一本小书，可惜难以完成。准备了许久，也写了许多片断，但是要通下来就得花费许多时间。大概还得两年吧。我平时要不断地写许多片断，让它们存在手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
其实我一直处于阅读和准备之中。我总是要写作。尽管感觉上有无数的东西要写，但还是要沉下心，一点一点写。时代太快了，那么，就让我慢下来，差不多是越慢越好。（完） （ 来源：陈洁 《光明日报》）
张炜：守园的拓荒者
这十年来，张炜的作品不是特别地多，但绝大部分都是经典力作。他的作品，初读过目难忘，重读历久弥新。有些作家能够像制造商品一样去对待创作，而他是慎之又慎的。在浮躁喧嚣的今天，能够以一种慎独平和的心境、严肃客观的态度要求并履行自己的创作甚至全部生活的作家，是寥寥无几的，他便是这寥寥无几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众传媒包括通俗文学刊物极少关注他，他始终是大众读者的陌生者。天赋与执著磨砺出终极意义上近乎完美的他，时代与读者鉴赏品味的滞后同样造就了世俗标准上不幸的他；抑或是我们没有踏错时代的节拍，而他走得太快？走得最远的人，离生命的本质最近。人生不过是一个圆圈。
1980年3月《山东文学》发表了张炜的小说处女作《达达媳妇》，引起不小的反响。从此，张炜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写了近四十篇中短篇小说，分别收在《芦青河告诉我》和《浪漫的秋夜》两个小说集中。他说，让人变得更加完美，生活得更加幸福，是一切善良人的愿望，也应该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目的。年轻的张炜是善良的，将“心灵的指针指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因为捕过鱼、做过工、务过农，他的笔触描绘得更多的便是与他有着同样经历的生活在底层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他们的淳朴与善良。
在书香墨浓的八十年代中期，张炜也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的。那是一群与他一样痴情于求索生命本质的可爱的人们。他们平和从容，可以为了一本《古船》，废寝忘食。他们渴求着文化观念上、生存价值间的冲撞、对话与融全。的确，那是文坛少有的喧哗与骚动的时代，一大批文化小说将笔触转向于对人生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存在的关注与重视，以哲学的眼光内省剖析民族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结构。《古船》 便是其中相当卓越的一部。作家应该是“一个勇敢坚毅的人，揭露和批判罪恶、维护美好的东西，可以奋不顾身。”张炜说到做到。孤灯独影，浓茶典籍是那时读书人最大的享受，他们乐此不疲。往事如歌，岁月已过。这样的读书人，正逐渐地流失，涌向了不为人知的各个角落。但张炜依然如昨，同样执着。
《九月寓言》是他的巅峰之作。一群人不停地行走，不断地寻找。他们看似漫无目的，却又一次次地拒绝，拒绝着生命可承受的轻与不可承受的重，莫名而又固执地拒绝着一切。始终有盏灯亮在遥远虚无得不可及的地方，他们想在茫茫的黑暗中寻到哪怕是微渺的一丝光明。生命中的激越之爱、相濡之情便是这光与亮，让我们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平淡如水地走过。瞬间与永恒，凝固与流动，刹那间融为一体。这是一部寓言化了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不啻为人类群体走向的最为生动与具体的诠释、注脚。智慧的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感到一种隐藏于作品深处的体系，一种类似于能为“家园”遮风挡雨的情感护罩，模糊难辨却又分明存在，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种很难用言语来传达的深意，每个人只能独自去面对生命中的绝望与希望，默默体味人世的沧桑与温暖。张炜便是守护着情与爱的家园，不断流浪着的拓荒者；恰似他笔下的人们，不断地询问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每一个真实生活着的人，又何尝不该如此？
《九月寓言》是部撼人心魄的作品，读着读着，你会惊叹得窒息。你得不时间或地搁下早已打开的书本，调整一下呼吸，伫立窗前向远方凝望一阵。那是一段沉重与空灵相倚相存的历史，甜蜜而辛酸，让人不由颤栗。
《家族》是一部感人肺腑打动人心的作品。你得一口气读完它，不管泪水涟涟。每一个鲜活人物的命运纠缠着你单纯而复杂的心，如花的笑脸，蹒跚的背影，时空交错般一一显现。童稚的心狡黠地洞悉着世事人情，苍老的脸坦然地灿烂着风雨人生。无奈得不得不为之的邪恶与做作得令人心寒的善良戕害着一个个弱小无辜卑微的生命。在生命的尊严面前，阶级、政治看起来似乎是强大的，本质上却是卑琐的、畸形的、非人道的。对家族沉浮史的反思、哀怜和追悼，便是对人的自我的呵护。在生命面前，什么人都无权去贬低什么，呵斥什么。尊重每一个家族的可爱的人们，你也受益匪浅。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珍重生命，善待生命，不囿于自己和亲近的人们。爱的心灵，是人世间最完美的拥有，最珍贵最神圣的经典。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张炜的散文是同样出色的。他的散文真诚自然，不仅仅是对读者，更是对他自己。在胶东半岛，他断断续续地将困惑与忧患毫不隐瞒也毫不夸张地一一记叙、铭刻。这一段时间的张炜，有点像归隐的英雄。他返回故地胶东，体悟天命，感受天地阴阳的生生仁德。《大地的呓语》便是三部散文集中相当卓著的一部，你会知道他挣扎与坚持的动力。动力源自作家所自觉承担着的使命与责任。一些私人化的感悟，闪着他对小说创作的真知灼见。他的作品不是为了争夺话语的权力，是真心实在地探索生命形而上的意义。作家不仅要示范一种精致平易平等的表达与交流方式，更要向人们展示真善美存在的可能与必然，让困陷在琐碎荒芜苍白中的人们得到滋润，或是力量。民间的意识，沉潜的写作。
《收获》杂志2000年第五期登着他的心作《外省书》，最近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不得不花全部精力去仔细阅读的长篇小说。据说原先有案可查20多万字，精雕细琢七八遍，最后简练到16万字。张炜是相当郑重与认真的。小说一开始便以旖旎的生活风景，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取胜，能够吸引读者。张炜自己说：在《外省书》中，中心、外省，其内涵是丰富而多义的。有时候一个人自己也会分裂，觉得自己心灵中有一部分是中心的，有一部分是外省的……
索尔·贝娄说：只有当生命被清楚地看作是在慢慢死亡时，生命才是生命。在一个经历了岁月风雨洗礼，感觉每走一步便是离坟墓越近的老知识分子眼中，什么都是过眼云烟，什么都是应该超然的。史珂便在与世无争的超然中守着生命的最后日子，但生活却并不如意。一个个人物粉墨登场，演绎着或悲或喜的故事。人是这一场场悲喜剧的理所当然的承受者，却不了解自己便是真正的参与缔造者。每个人都将命运义无反顾地交给了并不存在的上帝，人创造了一个上帝，又被这个上帝奴役，却全然不知。小说中间的铺展延续也极为自然流畅，只是结尾部分一定程度地落入了俗套，显得有点粗糙与忸怩。我想，这也是一个承负着精神枷锁的拓荒者难以逃脱的樊笼吧。张炜仅仅是生活在这个变幻莫测风起云涌时代的一名普通人，他也有缺憾，不是错误，更非罪过。这可能亦是生活的真实与无奈吧。有时越坚持，越容易迷惘困惑。
善良的张炜、迷惘的张炜、深邃的张炜、沉默着执著着的张炜，就这样向我们一路走来。他的人格魅力来自于他的一部部呕心之作，除此之外，他很少开口。
无论是题材的广度，还是思想的深度上，张炜的作品都是把握得很好的。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丰富性，使他的写作领域更加宽广。早在八十年代末期，张炜便说“一切好的作家在形式上作的努力，最终都是为了让文学变得更加可以接近。”的确，张炜并没有陷入对表面形式的盲目追逐，他对生命本质的求索在向纵深处不断地挖掘着。他守着精神家园，在拓荒。
作家的文字不是用来迎合权力、金钱、人际需要的。作家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高尚”不是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与人生。
张炜正用同情的眼光关注着我们的世界与人生，他相信文学与生命与水一样，是人最本质的需要。只要有人类存在，对飞翔的渴望、对回乡的祈盼，就永远不会消逝；而文学便是飞翔的翅膀、回乡的力量。真善美安居的地方，便是我们灵魂的天堂与故乡。
感谢张炜，那个赋予我们翅膀与力量的作家。张炜永远在路上，一个默默的守着精神家园的拓荒者。因着张炜和更多优秀的作家、更多善良智慧的人们，我们的生命不断修缮着缺憾，接近完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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